《椰壳碗外的人生》经典语录

我上小学、中学和大学（本科）的那些年正值冷战岁月，见*了昔日强盛的大英帝国快速瓦解。就我能记得的而言，冷战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。但是，倘若我不是足够幸运地居住在爱尔兰，我很可能在18岁的时候（1954年）被征召入伍，到马来亚、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帝国打仗，并且很可能非死即伤。

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。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。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，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。

我的第一反应是尴尬地拒绝。西方的教授们几乎没有生活情趣。他们的价值观客观、严肃、得体，而且——至少表面上——不出风头。他回答说我已经在爱尔兰、英国和美国接受过教育，而且我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印度尼西亚、暹罗和菲律宾。尽管我在美国任过教，但我的观点却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迥然有别。

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非常优秀的家长，他们热心、有趣、心胸开阔。无论是我，还是我的弟弟罗里（Rory）——现在众所周知为佩里（Perry）——和妹妹梅拉妮（Melanie），都非常依恋他们。可以说，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的父母。

我开始意识到关于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：仅仅专注于“研究项目”是无用的。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，擦亮你的眼睛，锐化你的耳朵，凡事做笔记。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。

我母亲曾经告诉我，我说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，而不是英语。

他告诉我，他认为远藤千惠女士的整体思路很好，而且他已经制订出一个讲求实用的系统计划，要是我愿意接受它就好了。他说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、法语、汉语等语言，对国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。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态度，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。